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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菱霞:促進國有企業更好履行社會責任

摘要: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,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。堅持黨的領導、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。中共北京市物資有限公司黨校馬菱霞老師作的專題輔導報告,對于新時代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,促進國有企業更好履行社會責任,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。

馬菱霞 圖片01

馬菱霞 中共北京市物資有限公司黨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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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社會責任是國有企業的天職。作為國民經濟的“壓艙石”、民生保障的“頂梁柱”、急難險重的“定心丸”、脫貧攻堅的“主力軍”、美麗中國的“建設者”、海外履責的“排頭兵”,新中國成立70年來,國有企業自覺擔當,勇挑重擔,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作出重大貢獻,展現了“共和國長子”的責任與擔當。

近年來,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構建,國有企業社會責任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升級,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和實踐在“質”與“量”上都實現了大跨越,成為中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標桿與典范。

一、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涵義及其發展

(一)世界范圍內的企業社會責任

19世紀末,工業革命帶來社會經濟的迅速增長,資本家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,比如環境污染、勞資糾紛、種族主義、暴力沖突等。企業到底是麻煩的制造者還是應當做問題的解決者?西方國家開始關注企業社會責任這一問題。

1924年,英國學者Oliver Sheldon在《管理哲學》一書中指出:“企業的目標并不是單純地生產商品,企業經營者應滿足產業內外各種人群的需要。”

20世紀 30年代,圍繞企業是否應該承擔社會責任這一問題展開了著名的“Berle-Dodd”論戰。美國哥倫比亞法學院教授Adolf A. Berle提出“在你還不能提供一套清晰而且能夠合理落實的、對其他人負責的方案以前,你就不能拋棄對如此觀點的強調,即‘商事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其他股東們賺錢,否則,現在公司形式凝聚的經濟力量就會很輕易地、低效率地轉移到現有管理者手中’”;哈佛法學院教授E. Merrick Dodd認為,經濟機構具有社會服務和追求利潤雙重職能。這一論戰以Berle認輸告一段落。

1953年,美國學者Howard R. Bowen在《商人的社會責任》一書中提出:“商人有按照社會所期待的目標和價值,向有關政策靠攏、做出相應的決策、采取理性的具體行動的義務。”Bowen也被稱為“企業社會責任之父”。

20世紀60、70年代,學者們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經濟責任、法律責任、環境責任等方面。比如Joseph McGuire認為,企業不僅具有經濟和法律的義務,而且還具有超出這些義務之上的對社會的義務。McGuire進一步指出,對社會的義務指企業需要考慮福利、員工幸福、教育、社區、政策等整個社會的利益。

20世紀80年代,隨著西方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,許多國家的企業相繼開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,比如石油巨頭殼牌公司。在殼牌公司的危機公關中,美國沃頓商學院教授Thomas Danaldson和Thomas W. Dunfee臨危受命,在14個國家召開圓桌會議,有159位殼牌執行官和145位社會各界人士參加,最后達成一項協議,即:殼牌今后將明確承諾對與企業行為相關的健康、安全和環境負責,并將要求所有與殼牌國際進行交易的企業都遵守這一承諾。這種從實踐中演化出的企業社會責任規則,逐漸上升成為國際社會通行的準則。比如,1997年,國際社會責任組織發布《SA8000社會責任標準》;2010年,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布《ISO26000社會責任指南標準》。這些國際標準著眼于人類在全球化進程中所共同面對的挑戰,號召組織和機構共同應對勞工、環保、反腐敗、人權等問題。

關于企業社會責任,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,但國內外學界對Archie B. Carroll教授的定義廣為認可,即:廣義的企業社會責任,是社會寄希望于企業履行的義務,包括企業經濟責任、法律責任、倫理責任和自主決定的慈善責任。根據這一定義,我們將廣義的企業社會責任概括為:創利潤、遵法度、重倫理、行公益。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則不包括經濟責任,主要指倫理責任、慈善責任等。

(二)我國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歷史演進

我國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經歷了責任錯位、責任缺位、責任定位三個階段。責任錯位階段,主要表現為“企業辦社會”;責任缺位階段,主要表現為企業盲目追求經濟效益;責任定位階段,主要表現為企業科學認識社會責任。

1. 責任錯位階段

新中國成立后,當時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主要表現為企業興辦學校、菜場、糧店、幼兒園、醫院等,為員工及其家屬提供“一攬子”公共服務。這種制度安排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,但也造成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低下,加劇了國家財政負擔。

2. 責任缺位階段

1978年,國有企業開始改革,開始擺脫“企業辦社會”的困境;1979年,國有企業實施利潤留成制;1983年,國有企業實施“利改稅”政策;1986年底,國有企業實施承包經營責任制;20世紀90年代中期,國有企業進行分離企業社會職能試點改革。一系列改革措施增強了國有企業的盈利欲望,當時很多國有企業把社會責任僅僅理解為經濟責任,采取粗放經營,盲目追求經濟效益。

3. 責任定位階段

21世紀初,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,現代企業制度深入推進,國有企業對于社會責任的認識也更加全面和深刻。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,黨和國家對于企業社會責任高度關注,并在實踐中逐漸厘清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。2013年,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,“以規范經營決策、資產保值增值、公平參與競爭、提高企業效率、增強企業活力、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,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”。2014年,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,“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立法”。2016年,國務院國資委印發《關于國有企業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》。

2016年10月,北京國資委出臺《關于市屬國企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》,明確提出三個工作目標,即:到2020年,市屬國企社會責任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,履行社會責任和發揮功能作用能力顯著提高,企業影響力和帶動力明顯提升。2017年12月,蔡奇書記在北京市委常委會上強調,緊緊圍繞加強“四個中心”功能建設,履行好國企的政治責任、經濟責任、社會責任。

責任編輯:吳自強校對:楊雪最后修改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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